南昌股票配资王国维自杀:殉清还是殉文化--史粹

作品分类:全部文章 2017-06-18

王国维自杀:殉清还是殉文化?-史粹
历史上的今天:1877年12月3日,近代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诞生。
1927年6月2日,51岁的大学者王国维突然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湖自杀,这个事件立即震惊了全国知识界。由于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并且正值学术盛年,因此猜测他的死因成为知识界和舆论界都非常关心的事情。


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五天,他生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从天津赶来,到清华园进行吊唁。同时,罗振玉还带来了逊帝溥仪的一道“诏书”。因为这道“诏书”,王国维之死被很多人顺理成章地认为是“殉清”阴宅凶灵。王国维自杀两天后,北京的《顺天时报》就以《继屈平(屈原)投江之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为题,报道王国维“为胜国逊帝抱悲观无愧于忠原力掌控者,赴颐和园以死自了伤心千古”。王国维的一些朋友,如清华校长曹云祥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他自杀是“殉清”。而王国维的学术知己陈寅恪其时也同意这种观点,《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但是退后吉他谱,如果回顾王国维的生平,“殉清”的说法却让人感到怀疑。最容易令人产生疑问的就是,清朝1912年就灭亡了,而王国维却到1927年才自杀,他为什么要等这么多年呢?另外,和一直蓄谋复辟清室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不同南昌股票配资,王国维一生潜心学术,心无旁骛,和清廷并没有太密切的关系。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为了谋生,孑然一身踏上京师之旅。经过罗振玉的推荐,他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这应该是王国维在清廷担任的唯一一个“公职”。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虚职,王国维的实职,是学部图书局的编译,以及名词馆的协修。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再回来已经是1916年,一个新的时代了。王国维和逊清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1923年4月以“海内硕学”的身份“入值南书房”,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第二年,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出皇宫,王国维的这段经历也就自动终止了。
显然,有限的接触崔俊浩,并不足以成为王国维“殉清”的理由。虽然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自称“亡国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却绝非“殉清”可以解释,必然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内涵。

实际上,民国年间,王国维的“自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在他之前,有清末学者梁济1918年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通亚物流软件,还有年轻作家王以仁1926年从轮船上跳海;在王国维之后,则有曾作为茅盾小说原型的青年作家顾仲起1929年跳入黄浦江;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朱湘1933年在南京采石矶投水自杀……
透过这些文人自杀的现象,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转型期间的重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社会现实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价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于查看时代风气之先的文人,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的矛盾。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绝,也都因此而生。
这么说来,王国维投水自杀,似乎应该更确切地称为“文化殉节”。这其实也是关于王国维死因争论里最著名的一种说法。而其中最有名的阐释,又当推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赵晋亨,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的说法触及到了文化的本义。文,是传播意义的载体,是故有“文以载道”之说。对于中国传统文人而言,文就是上古以来代代相传的诗、书、礼、乐等习俗制度与传统经典。为“文”所“化”之人,普遍具有“谦谦”的“君子风度”,就像孔子所言:“文质彬彬日基奇,然后君子。”为“文”所“化”之人,也同样具有表里一致和人格统一的特征,就像《大学》所言:“诚于中,形于外。”但是,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却在空前未有之时代变局中日渐衰落,“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陈寅恪的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实际上,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留下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遗书非常简短,只有一百二十二字。全无梁济投水自杀前在《敬告世人书》里面的那种慷慨大义,相反,却是情绪消沉低落至极端。这是王国维性格悲观所致,还是因为时代风气造成的?而最有可能的解释却是,在王国维之死的背后良宵血案,有着更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1926年12月3日,王国维在郁闷中迎来了五十大寿。其时,正值中国社会的又一次大动荡时期。早在这年7月,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一路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而在1927年,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面对如此混乱局面,吴宓绝望地在日记里写下:“世局时变,江河日下。”和王国维同列清华园四大导师的梁启超也悲叹:“国事局面大变,将来未知所属。”
如果说这些所引起的震撼还不够强烈。那么,1927年4月,张作霖在北京绞死李大钊,则重重地震动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知识界。在一个信仰强权的时代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以政治原因处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学教授卢西西,这让京城的学人们感到危险就在眼前。梁启超等名教授们为了避祸,纷纷开始筹划逃亡。而王国维脑袋后面拖的那条长辫子,更是大大地增加了他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随时可能遭遇的羞辱与危险。有人劝王国维赶快把那条惹事的长辫子剪了。但是,王国维的回答却是:“诸君皆速余剪其辫,实则此辫只有待他人来剪,余则何能自剪之者。”
宁可“留辫取祸”,也不肯自己剪掉辫子消灾。是什么原因让王国维如此固执,居然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呢?从表面上看,王国维似乎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清朝遗老的愚忠,实际上,他维护的是作为一个独立学者的尊严、一个真正士人的气节。黄仁俊正如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中所说:“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顾国宁,不辱其命’的精神。”“士可杀不可辱也。”对于王国维来说,辫子意味着尊严和气节。在这一点上,他的自沉,与梁济一样,都有耐人寻味的精神与文化含义。
这就难怪梁济的儿子梁漱溟,在听说王国维投水自沉之后,“闻讯赶往目睹之下”,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并且进而想到,此挽联“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对于王国维来说,清朝的灭亡,只不过是一个朝代的灭亡,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并不新鲜,最重要的是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道。但是,在辛亥革命后的长期乱局之中,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道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
“艰难困苦,仅而不死”,多方面的打击让王国维渐渐丧失了通过国学来振兴国家的信念。“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面对因为文化价值的断裂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王国维最终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人格鹿丸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以及其他民国文人的自杀,虽然看起来消极,甚或有些无奈,却蕴含了丰富和深刻文化意义。因为在他们的命运里,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的困惑与迷茫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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